中共湖北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体会议举行

对于案件与争讼、禁止咨询性意见等标准，前文已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对其他几项控制司法审查的标准进行介绍： （1）法官所能审判的只能是具有诉讼资格（standing）的双方之间的争议，而诉讼资格意味着争议的问题对他们有确实存在的实际影响。

例如，章永乐兄在他的《万国竞争》中明确界定：本书所使用的‘宪制一词，并非与民法、刑法等并行、作为国内最高法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更不是形式意义上的成文宪法或者宪章，它指向的是从功能上将政治共同体整合(integrat)为一体的基本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形式，或‘政体。例如，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无宪法，有制度。

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直接规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规定工业企业必须完成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才能提取利润留成。对忠夏的这一批判性观点，我也是非常赞同的。萨维尼讲过，学术成就不仅仅取决于天赋（个人智力的程度）与勤奋（对智力的一定运用），还更多取决于方法，也就是智力的运用方向。我承担了其中《公法制度的变迁》[1]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演进部分。精细周到，远非西方宪法可比。

不过，历史-经验进路的宪制研究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里涉及一个宪法学的根本性问题：宪法的概念。忠夏澄清基本概念，意义非小。

[8]参见【德】迪特尔·格林：作为新生事物的规范性宪法，载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在功能分化的视域下思考宪法学的恰当方向，具有回应现实的苦心和学术担当。例如，章永乐兄在他的《万国竞争》中明确界定：本书所使用的‘宪制一词，并非与民法、刑法等并行、作为国内最高法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更不是形式意义上的成文宪法或者宪章，它指向的是从功能上将政治共同体整合(integrat)为一体的基本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形式，或‘政体。例如，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无宪法，有制度。

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直接规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规定工业企业必须完成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才能提取利润留成。对忠夏的这一批判性观点，我也是非常赞同的。

萨维尼讲过，学术成就不仅仅取决于天赋（个人智力的程度）与勤奋（对智力的一定运用），还更多取决于方法，也就是智力的运用方向。我承担了其中《公法制度的变迁》[1]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演进部分。精细周到，远非西方宪法可比。不过，历史-经验进路的宪制研究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这里涉及一个宪法学的根本性问题：宪法的概念。在对经济自由做历史梳理时，改革开放初期依旧顽固的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管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此外，国家计划主导经济合同，严厉制裁 投机倒把，国家直接干预物价，等等，都让人深刻感受到一个缺乏功能分化的国家是何等的僵化、缺乏活力，而个体在其中是何等的卑微软弱。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 。

现代宪法，一定是法律化的，一定意味着以法律规范全面约束政治统治。对经验性宪法的研究，当然有重要价值，但若不谨慎界定，却会存在显然的危险：不仅在于混淆，还在于否定。

以此观之，宪法学的研究，如果仍然不反思整全而混沌、宏大而空洞的进路，不立足于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分离（当然，也有耦合）而设定议题，或者还如陈端洪老师所批评的下笔千言而胸无一策，岂不谬哉？ 循着功能分化的进路，忠夏还特别批评了将宪法等同于治理，宪制（政制）等同于宪法的混淆状况，并指出实践形成的、经验的政治秩序不能自动转换为具有正当性的宪法规则。[11]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忠夏为这本宪法学方法论的著作设定了功能分化的视角，我觉得是富于洞见的，也切合立宪主义的本质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毫无疑问，前一种研究在近期也开始变的活跃，其表现之一就是宪制一词被更为广泛地使用。我们知道，现代的中国学术，相当程度上是在使用半外语进行思考，众多术语的含义，并非构成该术语的汉字组合的含义，而是作为移译源头的西文语词的含义。美国人甚至说：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班农）。现代宪法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不再是偶然的、个别修正式的，而是全面的、基础性的。[8] 由此，如果我们声称自己在做宪法研究，就一定要说明自己所研究的是经验性的宪法还是规范性的宪法。

[2]《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国务院，1980年1月22日。[9] 而忠夏的研究，明确反对用经验描述（无论是对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来取代乃至取消宪法的规范性，反对没有道德规定性和文本依据的所谓宪法，反对将宪制和宪法等而视之，有着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坚定的价值立场。

忠夏近来关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同性婚姻、平等权等的精细研究，也展现出很高的水准。国家直接干预国营企业的利润提留、生产责任、工资福利、内部管理。

要想兼顾这两个义项，宪制就成了一个不错的译名选择。张翔 2018年4月18日于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 注释: [1]韩大元主编：《公法的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9年版。

[10]我想，不同进路的研究者，在基本概念上达成共识，或者至少明了对方在概念使用上与自己有何种差异，是展开学术对话的基本前提。[9] Michael Stolleis《德意志公法史导论》，王韵茹、李君韬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03页以下 [10]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页。但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作为多年的学友，我乐见忠夏这本书的出版和更多作品的发表。

显然，规范性宪法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产生于近代的革命性断裂之后。[4]《国务院关于正确实行奖励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的几项规定》，国务院，1981年1月16日。

现代的、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是将国家的统治视为宪法的委托。换言之，一国政治关系的状态和规范一国政治生活的根本法，都是Verfassung。

要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所谓君权，在中国历代政府制度中，亦有种种规定，种种限制。

中国的经济奇迹，端赖此也。古代的政治统治已经有事先假定的正当性，而现代的政治统治却是由宪法赋予正当性的。这个过程所展现的，正是忠夏所说的功能分化中的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分化。实际上，这本书涉及的众多宪法学课题中，很多是我很有兴趣而又力有未逮的，而在忠夏写过之后，又会觉得也就不必再写了。

[3]甚至对企业的奖金标准、奖金发放、计件工资制等都会由国务院发文做出严格规定。当什么都是宪法了，宪法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当下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还在于功能分化的不充分。此后的宪法修改中，私营经济获得宪法地位，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最终确立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政府中各种职权之分配，借由详密之规定。改变的重要节点就是1982年宪法。